揭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１９５０年７月，根据《波茨坦公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根据中苏有关协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接受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１９５４年１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中央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３５０多人，展开对日本战犯的侦讯工作。时在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检察分署工作的郭春来，也被抽调进来。这支侦讯队伍很快来到北京进行集训。
"上级领导在动员会上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光荣，因为这是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意义重大，世界瞩目；艰巨，因为这帮战犯武士道精神仍然很强，不肯认罪，并且手头掌握的就只有苏联关押战犯时留下的记载姓名和年龄的履历表，没有其他东西，要把战犯的罪行事实搞清楚，难度非常大。"郭春来回忆道。
在北京集训的日子，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将战犯的思想动态向侦讯人员作了一场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和我国国际法学家、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先生，向他们讲解了战犯处理原则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有关情况。
集训结束后，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１９５４年３月，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侦讯工作。
搜集的罪证罄竹难书
郭春来说，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日本战犯顽固不化。
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先是召开了战犯大会，告诉战犯必须如实交待罪行，否则将受到中国人民的严惩。随后，工作团又按照铃木启久，武部六藏、城野宏和富永顺太郎四个案件分成若４个大组。其中，铃木启久是军队系统，武部六藏是伪满系统，城野宏是山西军政系统，富永顺太郎是特务间谍，都在侵华过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大组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分小组，每个小组由审讯员、书记员和翻译等几名工作人员组成，负责７－８名战犯的侦讯工作。郭春来就作为审讯员负责着中井久二、岛村三郎等８名伪满系统战犯的侦讯。
郭春来记得第一次跟日本战犯交锋时，果然不出战犯管教人员的介绍，这些战犯不仅不交待罪行，而且还百般狡赖，说什么"我们来中国不是侵略，是为中国建设而来的，鞍钢不是我们建设的吗？抚顺、沈阳那么多大工厂不是我们的建设的吗？"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调查取证工作极其艰苦繁重，又丝毫马虎不得。"郭春来说，从东北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最后屋子里都装不下，只好在外面搭起帆布帐篷放材料。从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还真是找到了很多确凿的证据，当时会议的参加者、谁下的命令，逮捕的是什么人，谁执行的，都有文字记录。
还原历史真相的工作，从１９５４年４月一直持续到年底。在如山的铁证面前，加上管教人员和侦讯人员的思想攻势，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开始崩溃，开始认识到自己所谓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侵略需要，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瘟疫般的灾难。随着伪满洲国的二号人物--古海忠之等要犯交待了罪行，战犯们也开始打开记忆的闸门，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罪证找到了，战犯交待了，侦讯工作并没有就结束。郭春来说，侦讯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抓的，彭真和廖承志同志负责。中央要求特别严，要求'严丝合缝，万无一失'。犯罪事实的核准，这最后一道关，抓得更为严格。
郭春来回忆，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待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目的是使日本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无可辩驳。
由这些材料共同构成的战犯罪行卷宗，每一个至少有一尺厚。卷宗形成后，经上级批准工作团破例将卷宗交给战犯本人看，有问题和疑问可以提出来，无异议就要一页一页签字表示承认。"中央要求就是这样千锤百炼。这些日本战犯以前对待中国人随意杀戮，对待'犯人'严刑拷打，现在我们侦讯他们，完全靠事实和证据，别说毒打，一个巴掌也没有拍。这样缜密的工作为审判成功奠定了基础。"
代表国家和人民起诉日本战犯
１９５５年初，卷宗正式形成了，中央开始着手准备审判日本战犯了。郭春来和其他工作人员又一次来到北京，带着卷宗，开始起诉书的起草工作。
当时中央确定的审判精神是"审判少数，释放多数"。起诉书主要是针对县团级以上的战犯进行的。郭春来说："参与侦讯工作的同志们都认为这些日本战犯罪行都很严重，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没想到的是，最后中央确定只审判４５名战犯，其中沈阳３６名，太原９名。"
写起诉书又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不知道写了多少遍，改了多少遍，其中伪满洲国太上皇--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起诉书，就改了半年多。起诉书数易其稿后，请来法律和文字专家把关，逐字逐句检查法律上是否严密，文字上有无不妥。为了搞好这项工作甚至连续两三天也不能睡觉，但当时不觉得累，只觉得中央交办的这项光荣而且艰巨的任务，必须做好，心情愉快。"
最后，日本战犯中军队系统的一号大案--铃木启久的起诉书是由周总理亲自审定的，武部六藏的起诉书由彭真同志审定。
根据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特别军事法庭于１９５６年６月至７月间，分别在沈阳和太原两地开庭审判４５名日本战犯。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沈阳审判分为两个阶段，６月９日至１９日，对铃木启久等８名军队系统战犯进行审判；７月１日至２０日，对武部六藏（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等２８名伪满战犯进行审判。
１９５６年６月９日上午８时３０分，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第一次开庭，对日本前陆军１１７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８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这是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１００多年来第一次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由中国人担任审判官，不受任何外来干扰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是当时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世界瞩目的大事件。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对其战犯的审判一共有３次，一次是远东国际大审判，一次是南京国民政府组织的审判，再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沈阳和太原进行的这场审判。前两次审判，由于美国的干预和国民政府的姑息纵容，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清算并不彻底。
郭春来记得审判伪满２８名日本战犯时，首席检察员就是工作团团长李甫山，此外，还包括自己和其他８名检察员。郭春来和他们轮流念着长达万言的起诉书，念一段，日语翻译一段。"七月酷暑难耐，椅子后面都放着冰块，但审判日本战犯仍然感到神圣无比，扬眉吐气。"
由于侦讯工作十分充分严密，整个审判没有一点纰漏。郭春来说，审判庄严但却"生动"。"当证人们袒露着日军杀戮时留下的伤疤，声泪俱下地控诉战犯罪行时，每一个战犯承认谢罪，有的战犯甚至扑通一下子跪倒在地，痛哭流涕地请求严惩自己。"如中井久二，这个伪满洲国日本战犯的四号人物、司法矫正总局局长，面对自己的罪行，就当庭痛哭下跪请求宽恕。 "
正义审判不容辩驳
郭春来说，当时中央认为，鉴于日本投降后十年来的情况的变化和现在的处境，鉴于最近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鉴于大部分战犯在关押期间都有悔改表现，对战犯处理采取"宽大处理"的方针，并且一个不杀。
"一个不杀的政策让我们这些侦讯人员想不通，那些恶贯满盈的战争罪犯怎么能够逃脱一死呢？"郭春来说，多年后，日本战犯成立的"中国归还者联合会"，成为中日友好的"和平使者"，这时才能完全理解中央政策的伟大和远见卓识。
经过这次审判，分别判处这４５名战犯８－２０年的有期徒刑。其余战犯，全部在１９５６年６－８月份三批释放回国。
４９年前的这次审判整个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如对武部六藏等２８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久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６４２件，证人的书证４０７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３１５件，有４８人出庭作证。法庭在审理过程中，充分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共为４５名被告指定了３２名律师为他们辩护，被告人有权为自己辩护并做最后陈述。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判决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的，但是做出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的侦查、公正的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４９年过去了，今年适逢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６０周年。在这个时候，日本却进一步修改历史教科书，日本政要也跳出来公开发表言论，为二战日本战犯开脱罪责。郭春来老人说，当初搜集到的日本侵华罪证难以计数，日本战犯在法庭上当庭承认，并深表忏悔。无论是甲级战犯还是乙级、丙级战犯，他们的罪行早已经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容辩驳。
郭春来记得他侦讯过的战犯中井久二在法庭上说："我对自己的罪行从心里表示忏悔，所以应在这个神圣的法庭上衷心地向中国谢罪。……我接受法庭依据中国法律对我的罪行所作的裁判。……认罪将是我一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