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名伪满战犯改造纪实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我国东北三省出现的所谓“满洲帝国”，既是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企图长期侵略与霸占中国领土的产物，也是以溥仪为首的清朝封建专制残余势力不肯退出历史舞台、企图借助洋人的势力复辟封建统治的怪胎。在日本人的胁迫下，这些封建残余势力形成了伪满卖国集团，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傀儡。

　　新中国成立后，有60名伪满卖国集团罪犯被羁押在战犯监狱接受改造，逐步走向新生。

　　伪满战犯集团的形成及败亡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继而于1932年3月1日，通过刺刀逼挟与利诱等手段，在吉林长春市拼凑成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政府；1934年3月1日，又将“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实现了由伪满“执政”而成为伪满“皇帝”的愿望。随着伪满政权的多次改组，张景惠于1935年5月19日，取代了所谓“建国老臣”郑孝胥，而当上了伪满“国务总理大臣”。

　　伪满其他各部如熙洽曾任财政大臣、宫内府大臣，臧式毅任过民政部总长、参议府议长，阮振铎任过交通部大臣、文教部大臣、外交部大臣等等。

　　那么，伪满政权里的这批人是怎么拼凑到一起的呢？溥仪1954年7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认罪状材料交代，伪满的诸多官吏之所以能走到一起，根本原因是他们都认准了一条卖国求荣的道路，但他们各自出发点又有所不同，因而既经常明争暗斗，又彼此互相利用。溥仪交代，伪满官吏中共分为5个派系：1.封建的清朝复辟派，他们的愿望是企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复辟前清帝制，却被日本所彻底利用；2.东北土著的军阀、官僚政客，是卖国求荣者，在日军进攻前率先投降当汉奸；3.后起的旅大地区“日本皇民派”；4.伪满协和会派；5.赴日本留学的“陆士”派。后3派可以统归为“日本势力派”，都是由日本人教育培养起来的“二等皇民”，深得日本人的信任和重用。其中属于日本陆军士官系的较多，代表人物有臧式毅、张焕相、邢士廉等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伪满战犯集团被苏联红军俘虏，押运到赤塔伯力。伪满国务总理张景惠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张梦实等人介绍，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关东军于8月11日晚上悄悄地把溥仪及伪满大臣们转移到吉林省通化市大栗子沟，妄图负隅顽抗。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关东军只好让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策划空运溥仪等去日本京都以待机东山再起。可是，他们所乘的小型飞机刚抵沈阳北陵机场，即被苏军一支空降部队所俘获，随即被送往赤塔。

　　日本人在安排溥仪飞往京都的同时，决定让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返回长春处理后事。张景惠在长春临时组织了一个“维持会”，并推举能说几句俄语的伪奉仕部大臣于镜涛担任长春市长。几天之后，苏军开进长春。9月初的一天，苏军逮捕了在长春的伪满大臣们，运往赤塔。原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等以及溥仪一行，已先期收押在那里，时隔不久转押伯力。

　　到1949年末，被苏联红军俘获的60多万日本关东军俘虏已经陆续被遣送回日本国。当时伯力和海参崴的4所收容所中，关押着被判刑的约2000名日本战犯、日本关东军将官和伪满政府中的日本高官等。伪满“皇帝”溥仪及伪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伪臣、将军们都收容在伯力“特别收容所”里。

　　1950年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通知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准备移交日满战俘。苏中双方商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进行交接。7月18日、8月1日，两批战俘(即伪满战犯)分抵绥芬河车站。

　　这些日伪战犯，以及在“镇反”期间被逮捕的伪满战犯，一律关押在位于辽宁省抚顺“东北战犯管理所”(后改称“抚顺战犯管理所”)。

　　伪满战犯认罪的复杂经过

　　伪满战犯集团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他们背叛祖国，分裂国家，依附日本帝国主义，出卖我东北领土主权，帮助日军屠杀、奴役、统治中国人民，大肆掠夺我国宝贵资源，其犯罪事实可谓铁证如山。他们助纣为虐，为虎作怅，仅掠夺我物质资源一项就相当惊人。如，日本人从东北地区掠走煤炭21661万吨，铁1183万吨；他们还帮助日本人积极推行“粮食出荷”，数目逐年增加。如，1940年征粮720万吨，到1945年增加到950万吨，并大量直接运往日本。对此，伪满君臣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43年，伪满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原定“粮食出荷”的计划量是720万吨，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却说：“今年年景不错，可望丰收，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这年“出荷”量，果然增加到750万吨。

　　伪满总理仅为向日本主子讨好，不惜将广大东北人民推入水深火热的困苦之中。

    可是，对于严重的卖国罪行，伪君臣们在关押期间竟然长时间没有悔悟。伪满“皇帝”溥仪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改造教育，才由不认罪到被迫认罪，由不思悔悟到能主动悔罪认罪。1964年，在全国政协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溥仪以《我的改造》为题发言时，坦言他的认罪过程经历了4个不同阶段，即：(1)从苏联移交回国之初，他充满了对死刑的恐怖；(2)通过学习教育有了认识，从企图蒙混到认罪；(3)从被迫认罪到主动认罪，并能自觉悔罪；(4)重新认识了自己，勇敢地积极争取新生。同样，其他伪臣们也大都经历了由恐怖到痛苦，由蒙混到认罪，由认罪到观望，由观望到自觉悔罪的复杂的改造转变过程。

　　伪满君臣之所以能够转变，缘于中央的正确政策和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他们的精心教育改造。

　　抚顺犯管理所根据中央关于“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指示精神，以及周恩来总理1952年2月提出的“对在押的战犯要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具体要求，对日本战犯及伪满战犯实行了不同侧重的教育方法。在伪满政权中，伪君臣们的职位皆为虚，而日本人的副职皆为实，因此首先对在押的969名日本战犯按下层、中层、上层和顽固分子4个层次分别做工作，进行分化瓦解，进而依次进行“学习反省”、“坦白检举”与“侦讯定案”，开展悔罪认罪教育，同时依照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下促上等步骤，取得孤立上层、瓦解中层、争取下层的明显效果。随后要求伪满战犯参与检举日本战犯的种种罪行，而暂不追究他们自身的犯罪事实。因为伪满战犯与日本战犯的罪行实则为一体，彼此相互牵连，无法隐匿，只要能把日本战犯的罪行查清了，伪满战犯们的罪行也就容易查清了。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逐步查清日伪战犯罪行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让伪满战犯写“我的前半生”悔罪认罪材料。溥仪于1957年在监所里写《我的前半生》时，最怕的是写自己曾主动与日本人勾结的丑事，所以交代这段历史总是躲躲闪闪，不是以种种借口为自己辩解，就是企图掩盖历史真相。为此，战犯管理所干部多次找溥仪谈话，启发教育，使溥仪转变了态度，几经反复，这份认罪的《我的前半生》，成为闻名于世的著作。

　　与溥仪不同，原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在写悔罪认罪材料时，却一再喊冤叫屈。原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身为辽宁省省长的臧式毅就陷入了困境：一方面蒋介石发出不抵抗命令，省长又无军队可以指挥，他只能束手就擒；另一方面日本人逼其投降，臧式毅则声言“下野”，实际上是不降不顺，日本人遂将其监禁，臧式毅即以绝食抗争。后经日本人软硬兼施，他终于死心塌地归顺了日本人，任伪满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起初认为将自己定为伪满汉奸冤屈，经管理所干部帮助教育与伪臣们的揭发批判，臧式毅心服口服地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伪满战犯走出高墙参观

　　1956年初，抚顺战犯管理所对1000多名日伪战犯进行的改造教育取得了明显效果，日伪战犯主动认罪也较好，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公安部于11月10日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精神，下达了《关于组织在押战犯到社会参观的具体安排》的通知。为此，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60名伪满战犯，先后到东北5大城市和北京参观了3次。组织战犯到各地及曾经犯罪的地方去参观，是一次大胆的尝识，收到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伪满战犯参观的第一站是抚顺西露天煤矿。

　　当他们看到十里煤海繁忙生产景象时，无不感叹共产党人管理工业大生产的能力。当随同人员介绍在抚顺沦陷时期，日本人为了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3000多无辜平民惨遭杀害时，伪君臣们无不低头认罪，有的还惭愧地流下了眼泪。第二天，他们参观抚顺郊区台山堡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头访问了社员家庭。当溥仪等7人到刘大娘家时，刘大娘谈起了伪满时期的苦，说道：“那个时候，在家里查出有大米就是经济犯。现在家家不愁吃不愁穿。你们不信，看看瓮里的大米，这在康德年间能有吗？”

　　刘大娘的话触动了伪满战犯们的心。溥仪从炕沿上站立起来，低下头说：“我就是您老说的康德，伪满皇帝溥仪就是我。我向您老请罪。”接着，他便跪在老人面前。跟着，伪臣黄富俊等也都纷纷跪下认罪。刘大娘却说：“事情都过去了，只要你们肯听毛主席的话，今后能做个正经人就行。”刘大娘这纯朴的话从此成为溥仪的“座右铭”。

　　他们到达哈尔滨，参观“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看到杨靖宇将军弹尽粮绝不幸牺牲的照片，听到日本侵略者为了弄清杨将军在人类不能忍受的艰苦环境里仍能坚持战斗的秘密，竟用刺刀挑开了杨将军的肚皮，从这位坚强不屈的人的胃里找到只有草根和树皮时，溥仪以及其他伪满战犯都低下头来表示忏悔。有人看到杨靖宇将军遗留下来的地图、血衣等遗物还哭泣起来。原任哈尔滨市伪警察署长、曾严刑审讯赵一曼烈士的于镜涛，还跪在赵一曼烈士的遗像前，一面痛哭，一面磕头，请求人民政府给他最严厉惩处。

　　战犯到各地参观，促进了伪满战犯自觉地悔罪认罪，他们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提高了他们的民族自尊感、自豪感与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