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伪满战犯自食其力
伪满战犯寄生于人民，没有劳动技能，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因此进行劳动观念教育也是改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方面。
对伪满战犯进行劳动改造，是1952年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管理所北迁到哈尔滨之后开始的。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在伪满战犯的心中产生巨大的震撼。随着坦白认罪活动的逐步展开，更进一步触动了他们的灵魂。管理所及时地组织伪满战犯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培养战犯自食其力的能力。
开始时，仅仅组织伪满战犯为哈尔滨一家铅笔厂糊铅笔盒。就是这种既简单又平凡的手工劳动他们都不会，不是糊错了商标，就是把盒盖和盒底糊在一起打不开。溥仪说：“自慈禧太后选我入宫，使我养尊处优，变成了人间废物，什么也不会做。现在人民政府教育我怎样做人，怎样劳动和生活，我一定要努力学习，绝不能辜负政府对我教育的一番苦心。”其他伪大臣和将军们也深有感受，过去劳动在他们心目中是“下边人”的事，现在他们参加劳动不但都很高兴，还认为这是将来获得新生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劳动中较为认真负责，积极主动。如在蘑菇组劳动的人，精心配料，注意掌握室内的温度和湿度。在饲养组劳动的，不怕脏不怕累，每天起早贪黑，按时添草料，并及时喂水，便牲畜长得膘肥体壮。在卫生所劳动的，包括溥仪在内，每天都提前上岗，打扫环境卫生，无论是给病犯量血压，还是协助医务人员配制外用药品等，样样都干得一丝不苟。在杂务组劳动的，更是环境卫生打扫得勤，室内和走廊的门窗玻璃都擦得干干净净。
 |
当时让战犯进行体力劳动，一律按照力所能及的原则，不强迫，不定指标，不追求经济效益，以配合政治思想教育和增强体力为目的。伪满战犯一般年龄较大，体弱多病，在安排劳动项目时严格因人而异，劳动时间也适可而止。战犯们的劳动收人，一般都用来改善伙食。这样他们在享用自己劳动果实时，感到特别高兴，而且即使在冬天也能吃上自己栽种的黄瓜、西红柿等细菜。
为了帮助伪满战犯们转变世界观，战犯管理所的所长和干部也都参加农场和所内的劳动，并且每次都干在前头，做出表率。战犯们深为感动地说：“共产党的干部不分上下一样劳动，由古至今从来没有过。”特别是在1960年困难时期，战犯们外出劳动仍然吃着大米白面，可管教干部随身带的都是代食品窝窝头。午餐时，为了避免尴尬，管教干部总是躲到僻静地方吃饭。有一次下雨了，有个战犯在为干部盖饭盒时意外发现了其中的秘密。消息传开后，在押的战犯们都大受教育与触动。
与亲人通信会见促新生
伪满战犯大部分年老体弱，有的还长期患病，并因罪行严重对争取新生不抱希望。为此，战犯管理所从1955年开始，遵照最高人民检察院批示精神，允许在押的日伪战犯同亲属通信、会面。这样做既巩固了改造成果，也密切了他们与亲属们的感情。扩大了与社会的联系，增强了走争取新生之路的决心。最典型的就是伪满参议府参议张焕相的转变。
张焕相不属于被苏军移交的伪满战犯，他是1951年初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检举出来的战犯。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他在东北军中任张学良的参谋长及秘书长，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动投靠日军，任伪满司法部大臣，后任参议府参议。
张焕相在战犯管理所初期表现最差。他自认为过去自己有资历有名望，即使成为战犯也与其他伪满战犯不同，因此他不但处处显示自己，还经常违犯监规，顶撞管教干部。在审讯时，他只被迫交代了一些职务上的犯罪事实，却对主动投敌叛国的罪行避而不谈。当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主要日本战犯都已低头认罪、其他伪满战犯也主动交代时，张焕相却仍然一言不发。张的表现激怒了其他伪满战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战犯们的一致谴责。张焕相被迫低头认罪，交代了叛国投敌的动机，表示要把罪行全部交代清楚。
但是，张焕相自认罪以后，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他破罐破摔，处处与同犯们闹事。1955年，战犯管理所允许战犯与家属通信会见后，张焕相的妻妾二人都先后来访。其妻妾原是亲姐妹，管教干部嘱咐其妻黄富菊、其妾黄贵菊要对张进行帮助教育。当张焕相从他妻妾那里了解到家里生活一切均好，尤其是两个女儿都已考取了大学，思想颇受触动，他流下泪水，说道：“人民政府对我家属的照顾，对我子女的培养，我永世都不会忘记。”
 |
1961年，张焕相已是耄耄之年，牙齿不好，吃饭困难，经申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所里给他办理了保外就医。时正是春节，出监时，战犯管理所还发给他一份鱼、肉、蛋等年货。张焕相妻子黄富菊接过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流着热泪连连说道：“像我丈夫这样犯有严重罪行的人，真没想到政府还允许保外就医。这已经够宽大的了，现在又发给这些东西，我真不知道该怎感激政府才好……”
张焕相于1962年6月2日病亡。其妻黄富菊来战犯管理所报告消息时，还带来了张焕相的临终遗嘱：“我虽然没有改造好，现在就要离开人间了。我恨自己悔悟得太晚，但人民政府对我的恩情，就是顽石也能熔化的。我到九泉之后，也是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