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等伪满战犯的释放安置

　　伪满战犯集团从1950年8月1日接收入监，到1975年3月18日全部释放完毕，前后共经历了25年时间。

　　为了妥善处理这批伪满战犯，我公检法部门做了长期的准备工作。早在1951年2月，周恩来总理就在公安部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要求组织专人研究对日伪战犯的处理问题，提出处理方案。年底，在东北人民政府设立了日籍战犯罪行审查委员会。1954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央关于“查清这批战犯的罪行，做好处理的准备”的指示，抽调400多名干部进驻抚顺战犯管理所，连同当地的300多名干部，共同组成“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经过一年多时间的侦讯，伪满战犯自己主动坦白交代，并揭发日本战犯的罪行材料329份，其中有价值的材料210份。侦讯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对战犯的罪行基本清楚，重大战犯更是罪行确凿铁证如山。为慎重起见，各侦讯组将罪证原件或复制本、照片等交给罪犯本人亲自阅览，署名签字。1956年1月，伪满战犯的侦讯工作结束。

　　根据中央“惩办少数，宽释多数”的总方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伪满战犯的处理，曾经历了一个由“从严”到“从宽”的过程。据档案资料记载，1954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伪满战犯集团除少数下层分子外，多数均属于伪满政权的首要分子，“应予以从严处理”。9月23日，检察院党组在关于侦讯日籍战犯与伪满战犯工作的报告中提出：“对于在押的63名伪满战犯的处理，原则上建议应该从严。即根据其罪行大小，拟处死刑的21名，处无期徒刑的9名，宣布罪状而宽赦的11名。”

　　1955年9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给中央的请求报告中提到：“关于对伪满主要战犯的处理，何时审判适当，听候中央指示。”报告特别提到：“但其中初铭溥等9名，因系伪政府的雇员及溥仪的亲属和医生等，无大罪行，拟免予起诉审判，宽赦释放。其余均待以适当时机再行处理。”这是检察机关最先提出宽赦的一部分人。

　　195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对伪满战犯的处理又作了重新研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本着中央对处理战犯批示精神，对于这批战犯的处理，建议应根据其罪行，与年老体弱、多病，以及年龄在60岁以上等情况，拟分别作以下处理：第一，拟予起诉审判的，计有伪满皇帝、总理、大臣、省长、市长、将军，以及虽然职位较次但罪行严重的汉奸，共42名，作为一案处理，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由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第二，拟予从宽释放的共有17名，包括伪满皇帝内廷侍从、医生、事务员与使领馆的秘书、领事、翻译、雇员，以及其他事务与技术人员等。”

　　这次报告还对伪满战犯的判刑问题作了从轻处理，首次没有提到“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只提到：“拟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有16名，拟处18年期徒刑的有10名，拟处15年有期徒刑的有11名，拟处12年有期徒刑的有5名。”还提到：“在审判结束后，对那些已判12年、15年有期徒刑、悔罪较好，以及60岁以上年老体弱的罪犯和重病犯，即可斟酌时机，予以假释。”

　　3月14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常委会第19次扩大会议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专题讨论和研究了在押的外籍战犯与国内战犯的处理问题。经过两天的认真研究，一致同意对在押的国民党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与“不审不判”的处理方针。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后由罗瑞卿、孔原，徐冰和徐子荣等人组成“处理战犯专案小组”，负责此项工作。

　　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提出对战犯“一个不杀”的主张，毛泽东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56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在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对在押的60名伪满战犯，拟待适当时机提起公诉，拟交审判的17名；从宽处理、免予起诉的26名；拟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17名”的处理意见。

　　1957年年初，首批伪满战犯被释放。1月24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溥仪的随侍李国雄等13名罪犯即行释放；2月25日溥仪的“御医”黄子正被释放；4月27日，溥仪的三妹夫郭布罗·润麒、五妹夫万家熙等4人被释放。在此之后两年多时间里，待审的42名伪满战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释放。

　　1959年8月，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提到：“我想到今年国庆10周年纪念，是否可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亦可，但仍用国庆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9月14日，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特赦战犯的问题。

　　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作出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同日，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对全部在押的战犯，中央原定每年要特赦一批，但由于1966年“文革”，特赦工作被中止，直到1975年3月才将全部在押的国内战犯特赦完毕。前后共特赦了7批，其中伪满战犯：第一批，1959年12月4日释放2名：爱新觉罗·溥仪(伪满皇帝)、郭文林(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第二批，1960年11月28日，释放4名：爱新觉罗·溥杰(溥仪之弟)、金名世(伪满后生部大臣)、王子衡(伪满滨江省省长)、正珠尔扎布(伪满第十军管区少将参谋长)；第三批，1961年12月25日，释放7名：阮振铎(伪满外交部大臣)、王之佑(伪满第一军管区上将司令官)、周大鲁(伪满第八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赵玮(伪满第八军管区少将参谋长)、刘显良(伪满步兵第十七旅少将旅长)、任广福(伪满第三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满丰昌(伪满第三军管区上校副官长)；第四批，1963年4月9日，释放4名：谷次亨(伪满交通部大臣)、赵秋航(伪满第三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王光寅(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军法处长)、王贤玮(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第五批，1964年12月28日，释放7名：吉兴(伪满尚书府大臣)、肖玉琛(伪满第二军管区少将参谋长)、曲秉善(伪满四平省省长)、李文龙(伪满第四军管区中将司令官)、赵竞昌(伪满江上军江防艇队少将司令官)、佟衡(伪满军事部少将参谋长)、宪均(伪满恩赐病院少将院长)；第六批，1966年4月16日，释放4名：甘珠尔扎布(伪满第十军管区中将司令官)、曹秉森(伪满江上军中将司令官)、于静远(伪满经济部大臣)、于镜涛(伪满勤劳部大臣)；第七批，1975年3月19日，释放2名：郭若霖(伪满第十一军管区中将司令官)、齐知政(伪满首都长春警察总监)。

　　至此，在抚顺关押的60名伪满战犯，免予起诉即行释放的有18名，特赦释放的有30名，其余12名则在监所或保外就医期间病故。

　　对于释放的伪满战犯的安置原则是：凡是有工作能力和劳动的，就安置他们就业，做普通公民和能劳动者，如将伪满外交部大臣阮振铎，安置在长春市卫生学校资料室做资料员工作；将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和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于镜涛，安置在长春市图书馆做资料员工作等；对老年体弱没有就业条件的，有子女赡养的，就送他们回家(或投奔亲属)，没有生活出路的，则由民政部门救济妥善解决。当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特赦、刑满释放战犯安置和管理工作的联合通知》，对获释人员的安置和管理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此《通知》，当年称之为“劳动、生活、居住三落实”。

　　溥仪与溥杰，分于1959年、1960年先后获释后，都被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正如周恩来总理1960年12月在西花厅接待溥仪和溥杰时所说：“政府现在对溥仪先生是按照清朝后裔来处理的，而不是按照‘满洲国皇帝’来处理的。你们知道，这两者的利害是很不相同的。”

　　傅杰先生生前在为笔者主编的《震撼世界的奇迹——伪满皇帝傅仪暨日本战犯改造纪实》一书作《序》时，曾写道：“纵观古今中外的末代帝王，几乎都没有得到好的下场。他们不是被满门抄斩，被驱逐流放，就是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我的大哥爱新觉罗·溥仪是一个例外……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周总理的人道主义原则给了他一次从来未曾有的机会，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了十年的教育改造，不但他不可能由皇帝变成公民，我们也不可能走上新生之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