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复苏

---

 

要使战犯由不认罪转变为认罪，由“鬼”转变为人确定需要一个过程。刚到管理所，由于身份的变化、担心受报复的心理和“武士道”精神的影响，战犯普遍不认罪，对管理所不信任，怀有对立情绪。管理所严格遵守有关日内瓦国际公约，采取组织学习、参观和讨论等形式，始终坚持文明管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战犯管理所还专门建立了图书阅览室。管理所组织战犯重点学习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以《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人民的前途》等书籍和报刊作为辅助性学习材料，尽可能使战犯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社会、政治根源，及其侵略本质。

 

尉宫以下战犯在进行热烈讨论

通过学习和讨论，战犯逐渐认识到其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的罪行，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反动本质和危害。

战犯们在监舍内展开学习讨论。在学习中，有的战犯表白了自己最初的困惑：“日本要发展，只有向中国大陆伸手，那是为了对抗西洋对亚洲的扩张，是以保进东洋民族的团结为理想的。我也承认，的确在行驶 理想与现实有些脱节，可是马上把它说成是侵略，这种说法是值得考虑的。”

也有战犯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逐渐转变的过程：“我是59师团的，也曾想过自己是为了天皇陛下，为了祖国而战争的。可是，以战争为理由，袭南昌村庄，烧毁房屋，掠夺物资等，都是上官的命令，都是日本侵略方针的指使。这不是侵略，是什么？在满洲打仗，掠夺资源，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

 

罪行反省的多种方式

    1954年4月的一天早晨，管理所的扩音器里，传小让战犯全体集合的通知。

    集合的地点是露天舞台。首先管理所所长登上讲台宣布：“下面由宫崎弘在大家面前进行认罪发言。”

    接着宫崎弘走上讲台，给大家行过礼后就讲了起来。

    “我是第39师团第232连队第1大队的中队长宫崎弘。”

    “我得到中国政府的允许，我要发言。”

    “我崇拜天皇。当时，我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秀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应是东洋的盟主……”

    “那时杀害了很多中国人，掠夺了很多物资……”

    “1943年末，我们第一大队，袭击了河北省当阳县的白羊寺村。我带领部下闯进村庄，在村庄的东头，将来不及逃跑的村民用刺刀刺死。他们当中有老人、孕妇和婴儿。在刺杀孕妇的时候，我叫她脱光衣服，面对大家。我边向她刺杀，边同部下一起狂笑着……”

    宫崎脸上流着泪水和汗珠，继续说：

    “我在老场时，曾对河对岸的乾溪场街亡抓米的农民进行审讯，以柔道的手段，反复把他摔出几次，最后把他活活掐死。”

    “我在江南作战时，俘虏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把子掌中放着的几粒炒豆送给我吃，我把炒豆打掉了，同时把这个少年打倒在地，然后用军刀把他砍死。”

    管理所的一个炊事员指认，在此关押的新井正代是杀死他父亲，强奸并杀害他姐姐的凶手。

    新井正代被指认为杀人魔鬼后，内心受到巨大冲击，他下决心坦白交待自己罪行，并且写出反省书。

    一天，广播中播出新井正代的认罪书：我，新井正代，1919年7月5日出生在一个佃农家庭，有7个兄弟，我排行老六。1939年12月应征入伍，在中国山东省东平县59师团54旅109大队服役……

    1942年，受师团命令，参加了“掠夺小麦战斗”。

    当我在山东省东平县抢走最后一袋小麦时，有位老太婆抱住我的腿，苦苦哀求说：

    “拿走这袋小麦，我们全家人就都得饿死，不要拿走啊……”她以为只要拼命哀求，我会答应将小麦还给她。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我却把她打倒在地，夺走了那袋小麦。最后当她感觉到怎样哀求都没用时，便非常气愤地怒视着我。

    我悦：“你这个穷老太太，瞪什么眼!还不如一个蚂蚁。”我用穿着军靴的脚向她的脸上踢厂过去，而后把她杀死，扔到池塘里去了。

    找还把抓来的一位30多岁的中国农民，剥光了衣服，用绳子绑在柱子上，然后用挖菜的尖刀向这个农民的胸膛刺了进去，这个农民非常愤怒地说：”要杀就快杀。”

    我说：“你这个混蛋，想要快死吗，那太便宜厂。”随即就从他前胸直到下肢，一刀刀砍了下去，他的血流了满地，把我穿的衣服也都染红厂。此时，新兵吓得直哆嗦。我说：

    “怎么样!新兵们!  厂这样的事很容易。”

    1945年4月在山东省东昌县作战时，我带了个18岁左右的女孩当玩物安慰自己，我想早晚要把她“处理”掉。

    我把姑娘的衣服剥光，强奸后，用菜刀把她砍死，然后又剁成碎块，像畜生肉一样，分成许多份，让指挥班发给了士兵。士兵们好久没吃过肉了，所以他们得到发给的肉很高兴，各小队有的用油炸，有的用火烤，全都吃光了。

……

 

正当尉级以下战犯痛哭悔罪的时候，将校级战犯另编了一套“帝国主义论”，少将长岛勤说：“杀人放火，全是士兵们干的。帝国主义者是士兵，而不是将校，所以现在士兵们悔罪，将校们休息。”在场的士兵听到后，个个气得咬牙切齿，纷纷检举他的罪行。

当受尉级以下战犯指责时，长岛勤十分傲慢地说：“我经常教育士兵，遵守军纪，从来没有犯过‘非人道’的罪行”。并训斥他的部下：“你们干了那么多坏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唉！怪我当年犯了官僚主义呀！没有处分你们！如今，你们把罪责全都推到我的身上，简直是岂有此理！”

他的部下更感到气愤，一致反驳道：“大家是受到你的命令侵略了中国，而同样是在你的命令下犯了罪行，难道这不是事实吗？”

长岛勤在大家的斥责下只好低下了头来。

 

管理所组织战犯利用进步电影和战犯撰写的话、诗歌、散文、日记、书简、版报等，开展自我教育。

 

组织战犯到各地参观、学习

管理所组织战犯走出大墙，深入社会，用事实改变战犯以往对中国的陈腐认识，用事实教育战犯们从内心深处反省战争罪行。1956年1月10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公安部的指示，分三批组织全体日本战犯到抚顺、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沈阳、哈尔滨、长春、鞍山、杭州等11个大中城市参观，让战犯感受新中国的建设速度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变化，走访了侵华战争遗址和战争受害人，使战犯逐步认清自己的罪恶。当受害人字字血、声声泪讲述惨痛的历史经历时，在座的每名战犯都如坐针毡，悔愧交加，无地自容。在参观南京大屠杀惨案旧址和731部队旧址后，战犯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纷纷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他们中许多人，当场跪地谢罪。

 

劳     动

管理所应战犯们的要求安排他们做一些力及能及的劳动，规定上午学习，下午劳动。但不搞超体力劳动，不硬性规定定额指标，免除病号和年老体弱者的劳动。同时，要求管教员和战犯一起劳动。劳动成果如鸡蛋、葡萄、大米都用于改善战犯的日常生活。

 

与亲人相见

通过中国红十字会，管理所安排战犯与从日本远道而来的亲人相见，管理所热情接待他们，并在所内提供房间准许他们单独会谈、团聚。

日本的来访者

管理所从1954年10月到1963年，先后接待日本各界代表团70多批，共900多人。管理所里安排战犯跟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