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部委的三位“女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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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政治向女性打开了大门。从那一刻起，女性禁闭千年的政治光华开始一次次迸发，直到照亮了整个政治舞台的天空。

　　女性改变了政治，从专制到开放，从僵硬到柔和，从单调灰暗变得多姿多彩。

　　政治也改变了女性，从依附到独立，从柔弱到坚强，从只知油盐柴米酱醋茶到心怀天下苍生……

　　在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革命潮流中，涌现了许多非凡杰出的女革命家、女政治家：有国人景仰的宋庆龄，有民众爱戴的邓颖超，有叱咤风云的蔡畅，有脍炙人口的鉴湖女侠秋瑾……她们是潮流中最美的一朵朵浪花。

　　新中国的成立，清除了性别歧视的制度性篱笆，带来了中国女性整体权利意识的觉醒。女性头顶“半边天”，昂首迈入政治的大门。历经50多年的磨练成长，中国巾帼正在闪耀当今政坛……　　

　　序言：

　　吴仪优雅地转身谢幕。这个上届政治局里唯一“穿裙子的人”，从共和国副总理的位置上卸任，从公众视野里从容隐退。对于中国而言，吴仪的告别，并不意味着女性从政治舞台上撤身离去，恰恰相反，在选举政府高层官员里，越来越多的女性拥有了决定权。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经过投票表决通过的各部部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人选，其中就有３位女性为新任部委负责人。

　　她们分别是监察部部长马馼、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

　　★监察部长马馼：“先发制人”保廉洁

　　出生于1948年的马馼17日被任命为监察部部长。马馼为河北省吴桥人，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马馼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已有16年。这位女部长留给外界的印象是和蔼、亲切，经常面带微笑。在她的办公室墙壁上，悬挂着“正清和”三个字。

　　集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三职于一身的马馼，是监察部从1987年7月恢复组建以来的第一位女部长。

　　反腐重心前移：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

　　9月13日，北京平安大街，“国家预防腐败局”的牌子在监察部门口揭开了红色的面纱。从动议到反复协商，从批准设立到挂牌，历时4年多，中国第一个国家级专门预防腐败的机构至此正式成立。

　　在当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马馼发表了大约2500字的讲话，介绍了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的原因、意义以及下一步工作。媒体注意到，这是59岁的她，首次以监察部部长、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身份公开亮相。

　　同日，新华社发出“挺立潮头向未来”的长文，称“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在一篇时评中使用了反腐倡廉“关口前移”的词汇。

　　源头治疗：先发制人而不是后罚治人

　　“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我们就有了一支专门的队伍，能够长期专注于预防腐败工作，通过采集、分析有关信息，建立反映廉政状况的指标体系，深入腐败高风险的领域和部位，建立腐败预警机制。”马馼在发布会上说。

　　“预防局不查办案件，(要查办案件)中纪委有八个室，”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主任任建明告诉记者，预防针对的不是个案，而是制度和群体。

　　他打了一个比方，“就像病人，你看到他有一个表征，比如说发烧了，你要追寻他是什么原因发烧，是感染还是什么，然后从源头上来治疗。”

　　事实上，早在去年9月，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就在《求是》上发表《要在源头上防治腐败》的署名文章，他讲述了扁鹊兄弟三人的故事，要求对一些“有苗头性问题”的同志，“治病于初起之时”。

　　“如何挽救众多濒临犯罪边缘的干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媒体评论。

　　目前在党内，中纪委的宣教室、党风室、纠风室都有预防腐败的职能，在国家机关中，也有专门从事预防腐败的工作机构。但是，按照马馼的说法，由于综合协调机制不健全，“不能很好地形成预防腐败的合力”。

　　“讲了这么多年预防，但在成立预防腐败局之前，其实并没有一个部门来为此承担责任，或者说，‘预防’一直是一个‘非主流业务’。”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
　　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法》中的一句话，“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乃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

　　内方外圆：我们都叫她马大姐

　　南开历史系78级的一位校友回忆，“当时我们班里年龄差别比较大，最小的只有17岁，她是年纪最大的几个之一，我们都叫她马大姐……工作能力有，但不张扬。”

　　“同学聚会时倒是显得比较不一样，能融进来，畅谈啊，但说话时又不忘自己的身份……有点‘和而不同’。”她的这位同班同学说。

　　1989年8月起，马馼转任国家计生委宣教司副司长，不久后改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自此进入纪检系统。

　　在1997年9月的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马馼当选为中央纪委常委。2004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十六次一中全会上，马馼增补为副书记。

　　《财经》杂志报道，马馼担任中央纪委副书记期间，一直分管干部工作，人称纪检监察系统的“组织部长”，她“为人谦和，办事干练，在系统内口碑甚好。”

　　“以她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文化底蕴，以及她自己的工作经历，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学历史的能鉴古而知今，有了参照系，应该看问题能更深刻。”她的老同学如是期待。

　　★司法部长吴爱英：和谐社会排头兵

　　出生于山东昌乐的吴爱英今年５７岁。１９９３年以来，吴爱英历任山东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其间，她雷厉风行、果断而严谨的作风广受好评。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吴爱英离开了她工作30年的山东，从山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的位置上调任司法部副部长。以正部级身份出任司法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后，她协助部长协调全面工作，主管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基层工作指导司、政治部等重要部门，“女强人”作风如故，只是更加低调。一年半后的２００５年７月１日，吴爱英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为司法部长,她也成为成为继史良后司法部的第二位女部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司法部长吴爱英获连任。

　　２０岁当上妇女队长

　　吴爱英的家乡红河镇清泉村离昌乐县城４０多公里。清泉村的人都喊吴爱英为“老姑”，不是因为吴爱英当了“大官”，而是按照当地的习惯，吴爱英的辈分很高：吴爱英的父亲是长门一族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而吴爱英又是其年龄最小的女儿。在堂哥吴立德的眼中，儿时的吴爱英就颇不一般：“爱英从小就不爱和年龄相当的女孩子一起玩，爱和年龄比她大的男孩子耍。长大了也不像其他女孩子那样穿红戴绿，她很朴素，干起活来也不输男孩。”更让吴立德感慨的是，他这位堂妹没有任何背景、根基，“全凭自己一步步走了出来，很不容易”。

　　吴爱英的父母是地道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吴爱英是老两口三个女儿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多读了几年书。初中毕业不久即被大队（即现在的村民委员会）选为妇女队长。那时她还不到２０岁。

　　曾和吴爱英共过事的吴昌荣老人说，大约１９６９年，吴爱英被选为妇女队长，当时她还是个孩子。而这个选拔主要出于这样几个考虑：一是吴爱英根正苗红，父母都是贫农；二是她本人积极能干，又上过初中，村子里有文化的人不多。有一年发洪水，大堤都快要决口了，吴爱英领着一帮妇女手拉手连成一排站在决口处堵水，场面十分感人。当时农村时兴早起拾粪肥庄稼，吴爱英常常起得很早，为集体拾粪，不给自己加工分，也不留名。此外，吴爱英会半夜爬起来，偷偷地为集体刨苹果树坑，也不留姓名。“后来传开了人们才知道是她。”吴昌荣说。

　　白天领妇女下地干活、夜间领女民兵巡逻、干好事不留名的吴爱英在当时自然属于重点培养对象。

　　１９７１年，高等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她被第一批推荐上山东大学读书。“我们当年那批人，由于是第一届，在当地个个不是劳模就是积极分子，或者人大代表，素质都很高，没有一个走后门的！”吴爱英当年的同班同学，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正明说。

　　据吴爱英当年的班主任关绍纪讲，“文革”中，山东大学被肢解，政治、历史、外文等文科被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称为山东大学。吴爱英就是当时山东大学“政史大队”的学生。当时吴爱英在班内年龄最小，处事却比较老成，担任团支部副书记、副班长等职务。

　　从副省长到司法部长

　　经过两年半的大学生活，１９７３年８月，政治系毕业的吴爱英被分配至昌乐县委党校工作，第二年即被作为人才调任该县高崖公社党委副书记，正式踏上仕途。此后，吴爱英的仕途开始步入快车道：１９７５年任昌乐县委常委、城关公社党委副书记；１９７６年任昌乐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兼城关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１９７８年“文革”结束不久，吴爱英调任昌潍团地委书记、党组书记；１９８２年，又上调团省委副书记；１９８９年调任省妇联副主任、主任；１９９３年７月，升任山东省副省长。

　　一位熟悉她的老干部说，吴爱英工作极其努力认真，也能够放下架子，没有一点女性的娇弱和羞怯，而且平时人缘不错，能够倾听各方的不同意见，听完后再作讨论，作出一个较为综合平衡的结论。

　　吴爱英刚上任副省长不久，即分管起陌生的海洋科技工作。尽管那时她还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她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便从海洋工作的“门外汉”成了一个“念起海洋经如数家珍的老海洋”，将山东省当时实施的“海上山东”战略阐释得淋漓尽致。

　　２００３年底，吴爱英从山东省上调北京，从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转任司法部副部长，开始进入另一个新的工作领域。

　　在山东工作期间，身为省委副书记的吴爱英曾分管过一段时间的政法工作，担任过省“扫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且吴爱英下基层时关注的重点也多为政法工作，常常看望、慰问第一线的政法干警，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切实把维护稳定工作摆上重要议程。

　　吴爱英多年前在山东昌乐工作期间，作风干练麻利，风风火火。熟悉吴爱英的人说，她相当严谨，基层工作也练就了她较强的推动工作的能力。在来到司法部不长的时间里，她已经操着带有浓厚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力促多项工作加速运行。

　　难得的好儿媳

　　工作中的吴爱英风风火火，颇有山东人的爽利之风。生活中的她却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和一个难得的好儿媳。

　　１９７８年，吴爱英和在昌乐县部队服役的曹云龙结婚，此后她一直在外地工作。由于是家庭中最小的女儿，生活条件又比其他两个姐姐好，在任山东省委副书记时，吴爱英就将自己的父母接到家中照料。老人过世之后，吴爱英还常常回乡看望从前的父老乡亲。１９９６年７月中旬，得悉婆母身体欠佳，刚从外省开会回到山东的吴爱英就利用休息时间和丈夫、女儿一起探望公婆。公婆家在江苏省阜宁县农村，吴爱英不仅陪公婆纳凉聊天，还扎上围裙下厨房烧菜做饭、洗碗刷锅。

　　吴爱英的家庭十分和睦，丈夫曹云龙非常支持她的工作。据她的一位同事讲：有一次春节期间，同事们去吴爱英家拜年，来的人很多，吴爱英出面作陪，做饭的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曹云龙的头上。曹云龙忙前忙后，两口子配合得很好。

　　吴爱英到北京后，她的家人依然在济南，曹云龙常趁双休日到北京看她，而她也会在节假日的空闲回到济南的家中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保障

　　作为吴爱英的前任，张福森曾经说过，司法行政面临着维护稳定的巨大压力，刑事犯罪总量仍居高不下，新的社会治安问题不断出现，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从司法行政系统自身看，监狱爆满状况没有大的缓解，在押犯、劳教人员构成日益复杂，改造及教育挽救难度增大，狱所内不稳定因素增多，监管安全形势依然严峻。而这些问题无疑将由吴爱英继续解决。

　　吴爱英近日撰文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执政党的历史使命，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司法行政机关是依法维护公平正义、保障人民民主、塑造社会诚信、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机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担负着重要责任。正确把握工作性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努力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服务，是司法行政机关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司法行政机关担负着组织开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参与立法、法制宣传、法律服务、法律援助以及司法考试管理、司法鉴定管理等职能，在推进民主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中具有重要作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基本国策”践行者

　　作为此次新任命的国务院部委“一把手”中为数不多的女性，一头利落的短发，一副简洁的眼镜，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看起来知性干练。

　　这位一九五四年出生的女性是辽宁人，她长期在吉林省学习工作，吉林大学毕业，曾任该省社科院副院长、计委副主任、体改办主任、省长助理等职，并在二00一年升任副省长。

　　担任副省长期间，李斌对民生问题高度关注，作风务实。她多次检查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工作、并要求社情民意调查体现民众的真实意愿。拥有政治经济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斌还要求统计部门一定要实事求是，要采取多种有效措施防止虚报瞒报。

　　去年到了人口计生委后，李斌曾去新疆、广东、天津等地调研。她强调，人口众多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会变。她也不讳言人口结构存在问题，如性别比偏高、人口老龄化等，要求广泛宣传男女平等，综合治理。

　　54岁的李斌，这位吉林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对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她曾多次提出坚持基本国策 确保实现人口数量调控目标 。

　　决策：要始终把握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

　　人口众多是中国最重要的基本国情，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国策是依据国情制定的，现阶段国情并没有变，国策也不会变。

　　调控人口数量是改善人口结构、提高人口素质、引导人口合理分布的基础和前提。今后十几年，我国人口惯性增长的势头依然强劲，每年出生人口大体在1600-1700万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首要任务。

　　她还提出，提高人口素质是长期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竞争优势的关键。

　　当前，我国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出生人口素质令人堪忧，出生缺陷发生率特别是农村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出生缺陷的发生，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而且直接影响未来劳动力的素质，是制约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因素。

　　她认为，人口结构问题在我国突出表现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由此可能带来一些隐患，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

　　考验：走好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平衡木”

　　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持续多年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在不远的将来消失。同时，中国的人口问题还存在很多挑战：未富先老的社会面临极大的养老压力；人口素质整体水平不高；性别比失调现象严重，婚姻挤压问题凸现，正在成为新的不安定因素。

　　随着“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供应由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的到来，社会上要求改变人口结构的呼声越来越高。不久前，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中国独生子女政策是否调整正在考虑”一言既出，舆情高度关注，全社会都在注目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和改变。

　　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为中国下一步的人口政策定下“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水平”的基调。人们关注的是，中国这个人口大国将如何变成“人力资本强国”？人口结构如何调优？如何使人口成为推动而非阻滞经济发展的力量？

　　下一步，李斌面对的一个重大考验就是要走好人口数量控制和结构调整的“平衡木”――既要维持低生育水平，又要保证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有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从长期看，更具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刘易斯拐点”来临之际，调优人口结构已相当急迫。

　　而在去年底的全国人口委主任会议上，李斌明确表示，中国人口工作下一步的工作方向是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方面的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任重道远，社会期待李斌更精彩的表现。